象征资本运作与当代网络影评生态以年末豆瓣网

来源：产城【在线投稿】栏目：期刊导读时间：2021-04-25

在2016年行将结束之际，中国电影界迎来了一场声势不小的舆论风波，三部年末贺岁档大制作商业影片——《长城》《摆渡人》与《铁道飞虎》上映时，国内互联网最具影响力的文艺平台——豆瓣网站的电影评分对之反应惨淡，其中《摆渡人》在首映还未终场时就“收获”了千余个一星评价（豆瓣电影评分中的底线分值）。其后的12月28、29日，有媒体刊文，［1］指出豆瓣网站潜藏水军、有组织地为国产电影刷低分，而猫眼网站中专家评分脱离大众、评分过低，二者的恶意差评伤害电影产业。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各方围绕着水军事实的有无、电影的观影价值、专家与大众审美的分野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虽然这场风波在双方的相互理解与温和体恤之中趋于消歇，但论争各方在话语资源调配与象征资本运作之中所呈现的图景，颇堪玩味，正呈现了当下电影网络评论环境的光谱与生态。因此对比评论各方的观点，将这次事件作为一种“症候”（symptom）加以阅读，从作为结构框架的“场域”（field）分析入手，探查争论各方所处“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2］（P97）分析各方在论争中的视角与态度，从而有可能从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中找到其本质性与必然性的结构要素。一、“豆瓣文青”：象征资本争夺中的网络自我呈现在这一事件中，争论双方都处于布尔迪厄所言“场域”之中，对国产电影资本方以及持肯定态度的媒体机构如此，对豆瓣网站及其网友也是如此。只不过前者坐拥“经济资本”，而后者则更多地围绕着布尔迪厄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或译为“符号资本”，其中涉及一整套合法化话语评价体系所赋予的价值优位与社会声誉）［3］（P171－183，P76－109）而运转。前者一目了然，后者则相对隐而不彰。因为作为国内最大的文艺网站，豆瓣网站所秉持的审美自律话语逻辑本身，正是在现代以来实质理性所分化出的三大价值领域（科学－工具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审美－表现领域）中，通过与科学、政治、道德等显性权力的参照对立，来确认自身的，［4］（P107－119）其看似无功利的自我确证，其实正是“符号权力”重要机制实施的结果，而这一面相，又往往让人遗忘其间运作的微观与宏观权力。在此，需要从豆瓣网站的运作机制入手，分析驱动其运行的“象征资本”的生产、流动、交换与积累，分析充溢其间的日常微观权力。作为社交网站，豆瓣的核心框架与其他社交网站如微博（或twitter）、Facebook相似，都是用户通过发布信息吸引其他豆瓣网友的关注，积累关注成为网红之后，成为评价权威的；与此同时，豆瓣网站并非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用户积攒人气之后与微博一样，同样可以让流量变现——出书造势、影视转化、工艺售卖等都是其常见的变现手段，因此转为了经济资本或商业权力（但绝大部分豆瓣网友都选择不变现，获得关注本身就是一种个人满足）。与微博生活化的信息发布不同，豆瓣是以文艺为主题的网站，其核心内容是海量的图书、电影、音乐、线下文艺活动的条目，豆瓣网友通过对这些条目的标记（想看／看过）与评论（百字短评／长篇评论）来互动与进行社交；与微博的用户构成不同，豆瓣核心用户（也即“意见领袖”）是各大城市高校的在校生、青年教师、文化行业从业者（如图书编辑、媒体人、作家、插画与摄影艺术家等）与都市年轻白领阶层。而一个普通豆瓣网友要吸引关注乃至成为豆瓣网红，除了需要保持活跃度，更需要对高雅以至冷僻的文艺作品进行阅读观看与评论，成为（或扮演）一个拥有庞大文艺知识体量与深厚艺术涵养的“豆瓣文青”，这正是其积累“象征资本”或符号权力、成为“意见领袖”的主要途径。豆瓣网站上甚至有多篇自嘲性质的“文青进阶教程”，针对电影鉴赏，其中一篇将“文青”分为“小学”、“中学”（分初中与高中）、“大学”（缺）三个阶段，并进行如下提点：小学基础教育之电影课：不要费心找imbd的top250，看过以下几部即可：《杀手莱昂》《猜火车》《低俗小说》《天使爱美丽》《红白蓝》《罗拉快跑》《阳光灿烂的日子》。初中电影课：推荐篇目《大象》《墙》《美国往事》以及近十届奥斯卡的得奖影片，要有的放矢，注意把托纳多雷、贾木许、北野武、杨德昌、基希洛夫斯基、库布里克、大卫林奇这些名导演的作品添加进去可得优。高中之电影课：和好莱坞以及国产大片划清界限，对姜文、贾樟柯、王小帅等的电影持保留态度。多看欧洲的情色片，而且冷僻的越多，威力越大，提醒某些同志注意是情色片不是色情片，人肉叉烧包那种就算了。实力强的可列个阿尔莫多瓦和法斯宾德和安哲罗普洛斯和帕索里尼的单子往下看。［5］在此，商业电影和类型电影基本上被摒除于视线之外，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可以涉猎姜文、杨德昌等中国导演的艺术电影，但到了“高中”阶段，就必须“对姜文、贾樟柯、王小帅等的电影持保留态度”。由此可以看出，越是高雅和冷僻的电影，其“象征资本”加成就越高，其中国外艺术电影（其中地下的、实验的、冷僻的、晦涩的国外艺术电影＞常见的国外艺术电影）＞国内艺术电影＞国外类型电影＞国产类型电影。正如布尔迪厄所确信的：符号（象征）的同构性与场域之间的结构同构性是平行的。文化场域中高／低、雅／俗、粗／精之间的基本语义对立，在功能上讲，强化了相似的社会区分。如其所言：“在艺术世界中起作用的知觉与欣赏类型（比如隐晦／简明或容易、深奥／轻松、原创／陈腐等）是一些对立项，这些对立项几乎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归根到底——是建立在‘精英’与‘大众’、‘精英的’（或‘高质量的’）产品与‘批量化’产品之间的社会对立”。［6］（P151）如上所分析的豆瓣网站核心用户的阶级状况，或许能为这样的审美取向做一注脚。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豆瓣创始人与运营者杨勃（网名阿北），对于“豆瓣（电影）评分反映文艺青年的爱好吗”这一问题做出了如下回答：“早已经不是了。早些年可能是的，因为来打分的人里文艺的比例要比街上的比例高些。但是现在每个月有一亿上下的人会用到豆瓣的评分，我不觉得咱们文艺青年的势力变这么大了。基本能确定现在的豆瓣评分反映了大众观点。只是这个‘大众’更集中在一二线城市里，和豆瓣用户扎堆的地方一致。”［7］杨勃的回答直接而坦率，在大量或许并非“文艺”的大城市青年涌入豆瓣后，是否就导致“文艺”作为豆瓣核心价值观的褪色、形变或位移呢？答案也许并非如杨勃所言那般简单。首先，按照当代传播学中“媒介环境学派”的观点，“媒介”并不单纯作为人（主体）的外在工具，而是“媒介作为人的延伸”，实际上其已经内化并重新结构着主体，每个豆瓣用户无论阶层与喜好如何，当他／她使用豆瓣这一媒介的时候，都首先是“透过豆瓣而思”“透过豆瓣而知”，“豆瓣”网站本身就成为用户的外在感官。豆瓣网站上那呈现网状排布的海量电影、音乐、图书条目所组成的信息矩阵，本身就成了用户用以思考的大脑回路。其次，每个豆瓣网友获得的关注人数与话语份额并不是统一均质的，而是基本上呈经典传播学的“两级模式”状态，也可以粗略地将其分为少数“意见领袖”与多数的“普通受众”，其中“意见领袖”就是那些坐拥数万乃至十数万关注者的网红型豆瓣用户，而一个普通豆瓣用户则往往关注者寥寥。作为一个希望通过豆瓣网站获得文艺资讯的普通受众来说，并不倾向于关注同样信息匮乏的普通受众，而自然会关注有较深文艺涵养的“意见领袖”，这部分“意见领袖”就是豆瓣网站的“核心用户”。之所以“核心”，不仅在于这部分用户掌握着豆瓣网站的核心话语配额，而且也秉承豆瓣网站以现代审美自律话语为基础的核心价值观念。因此，基于这两个因素，虽然豆瓣网站有着逾亿的庞大用户群，其中的大多数也定然不会是狭义的“文青”，但依然是一个外在轮廓鲜明、内在价值观统一的网络审美共同体。随着2014、2015年电影市场份额剧增、资本涌入逐利，2016年末的《长城》《摆渡人》《铁道飞虎》三部电影有着明确的市场商业取向，其中的《长城》更是积极吸纳好莱坞资本与产业模式，因其鲜明的逐利面相，简直是站在了豆瓣文青价值观的对立面。《摆渡人》首映尚未结束，就收获了千余个豆瓣一星差评，通过如上所述围绕着“象征资本”积累的豆瓣网站运转机制，就可以明白这一行为在豆瓣社区中的表演和社交性质，可以理解为这是某种程度上豆瓣网友“日常生活的网络自我呈现”。在此借用戈夫曼（Erving Goffman）社会学的“社会拟剧理论”（social dramatic theory）中的“表演”概念，绝非意指豆瓣网友的行为与其线下的“本真自我”相异或对立，因为如戈夫曼所言，“自我仅是一个被表现的场景的戏剧化的结果”［8］（P253）而已，因此重要的是寻找角色搬演的“剧本”或者说规则逻辑本身。这场风波正体现了当代网络影评在艺术－文化场域与经济－产业场域张力之间的独特境况，涉及了社会各方在不同场域与情境之中对于中国电影的不同期待。二、网络影评：在审美艺术与产业经济的多重视角之间在当下中国电影的网络评分体系中，猫眼以及各售票平台（百度糯米等）的电影评分区分度较低，同期上映质量平平的国产电影差不多都在七八分的高位，因此对于观影人群的实际参考价值不大。而国际权威的IMDb（互联网电影资料库）用户评分很少涉足中国电影这一块，对国内电影观众的影响也很小。参照它们来看，豆瓣电影评分基于其海量的“文青”用户与文化素质相对高的用户，似乎是当下中国网络评分最有说服力的文艺网站，其评分爱憎分明、鲜明醒豁，对于当代中国电影的主流目标受众——城市年轻群体的影响深刻而广泛。因此，豆瓣电影评分无疑是电影发行、宣传与公关所要攻克的一大重镇，但也是块十足的硬骨头。因为如上所言，其围绕着“象征资本”积累的运作机制正是通过排斥与抵抗其对立面——商业与市场取向鲜明的文艺作品而建立的。在媒体机构的批判文章中，都提到了当代以技术手段人为影响并更改网络评分的方法，除雇佣“水军”人肉刷分之外，更运用危害网络安全的“撞库”“肉鸡”等黑客手段盗取、操纵网络用户，以改变评分。虽然两篇文章都将这起恶意刷屏事件归罪于豆瓣网站，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人力资源密集、技术资源密集的“水军”与“黑客”刷分，其后必然需要庞大的资本支撑（据业内人员透露，其中有效的豆瓣评分每条甚至高达100元。［9］）在上一节中，我们分析了豆瓣网站内部“象征资本”交换的运作机制，而此处则涉及豆瓣网站内部的象征资本与外部广大场域中的经济资本之间发生着的流动与交换。如果依照卢曼的艺术社会学理论，将豆瓣网站看作一个独立的审美——艺术自律的子系统的话，将系统外部经济资本通过如上方式转化为系统内部的象征资本，首先必须遵循系统内部的语法并将其翻译为系统内部的通行语言，由此也必然归顺于、服从于豆瓣基于审美自律的话语逻辑，［10］（P31）而这一话语逻辑实际上并不可能赋予上述商业市场取向以价值优位与社会声誉，因此必须有另一套话语来赋予其价值优位，来积累自身的“象征资本”。如布尔迪厄所意识到的，那种直言不讳的现实主义——“生意就是生意”（business is business）——如果不借助冠冕堂皇的正当性证明，是很难成功的。必须把这种赤裸裸的利益诉求转化为超功利的表述，才能最终堂而皇之地从中获益，而这一过程即是“象征资本”的积累与运作过程。因此，必须借助一套话语将潜在的利益关系伪装为超功利的追求，而这就涉及本次争论中的两种评论思路的对抗。［7］（P104）在豆瓣网站的电影评论中，对一条电影条目除了可打星评分，还可以发布短评（140字符以内）和长篇影评，其中短评既有打星评分的鲜明醒豁，又往往能够犀利、凝练地表达出长篇影评的论证观点，因此其在豆瓣电影评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豆瓣用户可以通过点赞方式来支持其他网友的短评，而点赞数高者将会被顶上前列。而截至笔者著文时，点赞数最高、认同人数最多的两条短评为豆瓣网友“亵渎电影”的“张艺谋已死”，以及“乐山小佛”的“很好，张艺谋这次终于卸下他过往的艺术家包袱了，华丽转身，与以前的自己彻底说再见”，这基本上代表了大部分豆瓣网友在审美自律话语中对“张艺谋神话”终结的再次确认。有评论者曾指出，电影《活着》海外获奖的波澜不惊以及国内禁映的遭遇，标志着“张艺谋神话”的终结，由此张艺谋进一步在跨国资本电影运作与国内电影产业化的道路上，更加明确地致力于以《英雄》等商业化大片来呈现中国视觉流。［11］在豆瓣网友眼中，张艺谋这一与艺术“漫长的告别”，与好莱坞合作进行商业和资本运作，其《长城》无疑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卸下“艺术家包袱”的“华丽转身”与艺术的彻底再见。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豆瓣短评中，也存在着支持的声音，其中点赞数最高的是网友“纳兰惊梦”的短评，这位网友打出了四星评价并写道：“《长城》所承载的意义远不止一部电影的票房，它更是意味着中美电影一种全新合作模式产生的可能性。如果最终交出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这不仅是新的世界电影IP的形成，更为以后有更多的中国元素打开了进军好莱坞之门，中国文化软实力也能够借助好莱坞平台输出。”这位豆瓣网友无疑同反对方一样明了《长城》这部电影的商业属性，但是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其基于的就是审美自律之外的产业经济话语：《长城》虽然是市场向度的商业电影，但在产业方面为中国电影产业运营新模式的代表，而在文化方面则承载着中国人对中国元素和文化软实力输出的期待。在产业经济视角之中，原本在审美自律视角中近乎一败涂地的贺岁商业电影马上被赋予了价值优位。如果单纯以审美艺术标准来衡量这三部商业贺岁电影，无疑它们在审美艺术品质上不无令人遗憾之处。但电影不仅有着作为“第七艺术”的审美艺术这一维度，而且也有作为电影制作的工业技术维度，有着作为产业经济的票房市场维度，也有作为国家软实力输出的文化交流维度等。当代中国电影的多重面相，表征着当代艺术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整体生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复杂多样的当代艺术生态的不同角度、不同视点望去，就会得到对其不同的观感与评价，正是由于当代艺术生态的复杂多样，造就了当代网络影评的众语喧哗、异彩纷呈的多重面貌。2016年末围绕着这三部商业贺岁片的评价，官方媒体、商业媒体乃至当下时兴的自媒体都积极参与其中，从自己的视角为这一探讨贡献自身的力量，并在论争之中达成一定的共识，无论是豆瓣网友如“纳兰惊梦”及其支持者（给其点赞赞成的众多豆瓣网友），还是官方媒体“国产电影要容得下一星的肚量”的开明态度的呈现，都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众语喧哗般的探讨与评论，在当前确有必要，也有意义。结语 2016年围绕着豆瓣“恶意差评”事件的探讨争论让我们看到了当代艺术生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带来众语喧哗的有益探讨之余，也产生了能量空耗的舆论风波。特别是当代互联网络降低准入门槛，为参与探讨的各方提供了便捷的平台，让持各种意见、话语的网络影评自由竞争角逐。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构建健康、和谐、有序的艺术网络“公共领域”，才能让这些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影评探讨更具成效。这一艺术公共领域，正如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如一张公共桌子摆放在围它而坐的人们中间，这张公共桌子具有双重功能：既能让他们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又能把他们聚拢起来，也就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12］（P34）而2017年年初，“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网络影视评论委员会”在京成立，并发布《网络影评人七大公约》，公约中的“尊重每一位观众喜欢或讨厌电影的权力”“尊重观众对电影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无论优劣，认真对待每一部电影，在没有看完全片的情况下，不正式发表影评”等，［13］都体现了视角、话语与趣味多样化的当代网络影评所应该坚持的底线，体现了当代网络影评生态的逐步健全。理想的网络影评及其互联网平台，应该如阿伦特所言的公共圆桌一般，既让人群聚拢，以便于彼此讨论，又使得人们不倾倒在彼此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