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在传统视角中往往是作为性灵派代表诗人出现的，其杰出的文学成就为世人瞩目，而其商业经营活动却往往被无意遮蔽。 袁枚作为清代文人经商的典型代表，出版、教育、文物鉴藏等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作为文人，袁枚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商业经营活动，经营如何取得了成功，下面将以出版经营活动为例进行说明：

一、袁枚出版经营活动的表现

（一）书籍印刷

首先，从主观来看，第一，袁枚在乾嘉文坛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民寒士，多对其诗文爱不释手。 据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记载：“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①（201）从中可以看出袁枚受欢迎范围之广。 甚至海外他国， 都来购买其书，据《随园轶事》记载：“高丽进士李承熏、孝廉李喜明、秀才洪大荣等，俱在都中购《随园集》。 ”②（218）洪大荣等人买下书后回到高丽，袁枚著作被争相传阅。 期年之后，高丽国又派人前来购书，购书规模是之前数十倍。 之后高丽国来购买袁枚书籍的人不曾断绝，蔚为大观。 第二，袁枚还广交朋友，甚至广收女弟子， 人际交往圈子扩大客观上推动了袁枚书籍的流通与知名度。 其次，从客观背景来看，第一，乾嘉时代经济整体发展、人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在这种经济与文化背景的支撑下，士人学者购书藏书行为大大增加。 第二，清代的科举规定，以八股取士。 在官方用人政策的号召下，八股文章类的书籍在书市成为热门。 其《袁太史稿》成为清代文人考取功名、 应试八股时的参考书之一， 在市面上广受士子欢迎。 第三，清代曾将戏曲、小说等讲稗官野史、鬼怪乱神等内容的书籍纳入禁书之列，反而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一些书商抓住了供需不平衡的矛盾，趁机获得更多的利润③（124-129），客观上推动了其《子不语》的销售。 第四，清朝时期，汉学在日本是显学，清代诗文集被大量刻印到日本。中日文化交流为袁枚的诗文集外传提供了客观条件，袁枚诗文传到日本后广受欢迎，并影响了一大批日本文人，例如日本诗人中岛松隐以袁枚知己自称，对袁枚诗文之美深感认同。

在上述原因的综合影响下，《随园诗话》《小仓山房诗文集》《子不语》等书籍得以大量付梓。从数量上看，仅以其诗歌为例， 袁枚存诗现有四千多首， 在古代文人中亦属高产作家。 即使临终之前，袁枚还在打磨诗歌，可以看出他只要尚存声息，创作活动就不会停止。 此外，据蒋寅统计，《随园诗话》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到清代末年共付印六十二次。这么高频的付印次数， 除官方规定的四书等教材类书籍之外，实属罕见。 产量如此之大，印次如此之多，使袁枚在作品印刷一项上就赚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二）选文卖文

袁枚的《随园诗话》在今天看来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优秀作品， 里面选取了大量诗歌作为理论评述的对象； 在当时来看简直相当于今天的权威文学杂志或核心文学期刊，想让自己的诗歌入选《随园诗话》的文人不胜枚举，潜性为袁枚获得收入提供了条件。 《小仓山房诗文集》里面有近百篇的碑铭文，其中不乏其为自己真心悼念的良师益友而作的文章， 但绝大多数属于达官贵人给钱买文，这为袁枚带来了更加丰富的收入，有的铭文甚至可出价到上千两银子。 袁枚本人并不是见钱眼开之人，这从他当官之时清正廉明、拒绝贿赂的表现就可见一斑；他选诗的时候重视诗歌本身的质量， 并不会因金钱势力放弃对于诗歌的把关。 大多数达官贵人往往选择送礼的方式，而非直接送钱，以这种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直接市侩的方式，求得在《随园诗话》中为自己留一席之地。 这些达官贵人所送礼物往往本身价值不菲，例如《随园全集·续同人集》里曾选录思元主人④多首诗歌，《小仓山房外集》卷八补遗亦收录《思元主人诗序》，裕瑞在与之交游过程中赠送的礼物价值多达数百两。耄耋之年的袁枚在乾隆五十五年选择外出游览，途经苏州、扬州等地，所过之地高官显贵、文人贤士，莫不争相与之交往，馈赠礼物，以求赏识。 对于一般的普通民众，几两银子或许就可以博得袁枚点头，其诗即可以入选《随园诗话》。 根据王英志主编的《袁枚全集新编》，笔者从中摘录两段袁枚日记，对袁枚收礼的情况可见一斑：

午后接家信，内附湖广江西陈抚台信一封，送银一百两；又司马臬台信一封，送翡翠瓷碗二只、茶碗十个；陈中丞信中寄《填词韵略》一本，乃其令祖其年公著作乞序者。 （《记游册·卷一·初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