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彩瓷器是以贩运到广州的景德镇产的素白釉瓷为胎，施加彩绘后入炉烘烧而成的釉上彩绘瓷器。广彩瓷始于清康熙晚期，其创作既吸收了传统工艺，也吸收了源自欧美的艺术精华，自清代乾隆、嘉庆时期便开始以绚彩华丽、金碧辉煌、构图丰满、繁而不乱的风格著称于世。清末民初，受欧洲陶瓷业发展的影响，广彩瓷外销数量有所减少，日渐走向衰落，但由于这时期高剑父、陈树人等岭南画家参与了广彩制作，再加上受景德镇浅绛彩以画入瓷的影响，岭南绘画风格的瓷画又逐渐兴盛起来，画风淡雅清逸。并由此出现了一批新的广彩瓷绘组织，如高剑父、陈树人等人设立的广东博物商会，以及“化观瓷室”“笔花仙馆”“咏梅别墅”等，其作品表现技法大多是国画的形式，风格清新素雅。这不仅为广彩瓷开辟了新的艺术道路，也让岭南绘画走出“象牙塔”，成为雅俗共赏之物，促进了岭南绘画与广彩瓷器的共同发展，而且这股对文化艺术的推动力量不仅仅局限在当时，更延绵至建国后。同时，由于高剑父等人坚持瓷器实业救国的道路，以及他与陈树人等人在民国政坛的影响力，绘画与工艺美术联姻也间接促使当时的产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一

清末民初，由于岭南画家加入广彩的绘制，一改以往广彩瓷画由多人分工合作完成为一人独立构思制作，使一些广彩作品在表现内容与表现手法上受岭南绘画，尤其是岭南画派的影响。在绘画题材上，从“二居”到“二高一陈”，再到杨善深、赵少昂等第二代岭南画派画家，都以绘制花鸟草虫最为擅长，使具有岭南绘画特色的广彩瓷以花鸟题材的作品最为出色。在表现手法上，广彩作品一改传统广彩繁密饱满、绚彩华丽、金碧辉煌的风格，花鸟山水人物不再是图案化，而是作为瓷器画面的主体，融入了传统中国画的技法，或精工彩绘或水墨写意，花鸟人物形神兼备，山水注重意境营造，作品清新素雅，极具文人气息。同时，岭南画家还将文人画中诗、书、画、印俱齐的做法引入广彩，使广彩作品集文人书画于一体，极富艺术性。

清末民初的广彩瓷器除了受传统文人绘画的影响，还受到当时日本绘画的影响。由于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众多岭南画派的画家都曾留学日本，而当时日本画坛又受西方绘画注重造型与光色的影响，出现了很多笔法细腻写实、造型逼真、强调光影、空间的动物画。岭南画派提倡“折衷中西”，日本绘画的影响也波及广彩制作，出现了一批以写实手法表现狮、猿、鹿等动物形象的广彩瓷。瓷器材质相对纸绢更易保存，对于一些在绘画史上留下的书画作品并不多的画家而言，广彩瓷上的绘画很好地弥补了美术史空白。此外，高剑父等革命艺术家在辛亥革命前后绘制了很多啸虎、雄鹰等被孙中山视为革命精神代表的画作，并将此类题材延伸到广彩瓷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革命运动的宣传范围，反过来也丰富了人们对广彩瓷的认识。

清末民初，受岭南绘画影响的广彩瓷作品到了民国后期生产逐渐减少，并没有成为广彩生产的主流，但文人画家参与广彩瓷制作，将传统国画技法融入其中的影响，在民国后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依旧延续。在高剑父影响下，其弟子赵少昂、杨善深等在20世纪40年代，也曾创作过不少半工写的广彩瓷盘。他们运用广彩颜料，以岭南画派的技法，表现出一种生气勃勃、清新明快的彩瓷艺术风格。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画家与广彩瓷的良好关系一直得到保持，赵少昂、杨善深前往香港发展后并没间断彩瓷的创作，两人还常带学生去陶瓷厂尝试制作瓷器，创作了不少佳作，其中有一些瓷板和瓷盘还是两位大师合作的，是非常难得的珍品。赵少昂、杨善深作为第二代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直接参与到广彩的研究和设计工作中，无疑吸引了更多的美术界人士参与其中，而二人的弟子中就有一些受其影响，在进行绘画创作之余也绘制瓷画，如黄鲁、刘猛宽等。

作为广东博物商会主要成员的刘群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旧从事广彩事业，常与关山月、黎雄才等岭南画派画家交流，不断有彩瓷新作推出。刘群兴的三个儿子刘致明、刘致祥、刘致远也都继承了其父绘制彩瓷的喜好，从小跟从父亲学习国画和瓷器加彩技艺。其中三儿子刘致明曾在国画方面得到岭南画派画家方人定、黎雄才的指导，能将广彩技艺与国画元素很好地融合，六子刘致远20世纪80年代移居香港后继续从事广彩制作，尤精于山水。新中国成立后，广州织金彩瓷厂不少的广彩艺人由于受岭南画派大师的创作影响，也相继在自己的传统广彩作品中融入国画创作元素，如广彩艺人司徒洪、司徒宁、翟慧玲等人，均尝试将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广彩上。广彩艺人何丽芬还开设了“何丽芬手绘广彩精瓷馆”，搭建成一个创作、经营、教学的广彩艺术平台，经常有热爱广彩的人前来学习，其中有不少是美术学院、陶瓷学院的师生，他们将其美术设计理念与传统广彩进行交流与碰撞。这些广彩艺人尽管在国画技艺的掌握上，以及糅合国画和广彩的程度上不及“二高一陈”、赵少昂、杨善深等岭南画派大师深入，但他们毕竟继承并扩展了这一创作理念，让广彩艺术更加雅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