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起：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马克思文艺思想。

当代艺术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科技化，这是同艺术生产的产业化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征，二者几乎是互相包容而结合在一起的。产业科技化，科技产业化，是产业与科技统合发展的一体双翼。这里之所以要将产业化作为一个特征提出来，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与产业经济具有不同要素、结构、功能的两大系统”[1]，二者并不相同，产业化并不能完全表征科技化。

在历史上，本雅明最早以“机械复制”——“technischen”一词来表述他对艺术生产的看法，在其原初意义上强调的就是技术性特征，而非产业化特征。可以说，本雅明是历史上最早意识到艺术生产与科学技术融于一体的当代性特征的思想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当代艺术生产的科技化特征已超出本雅明的理解，几乎是全方位地进入了高科技化生产的时代，在内涵上超越了“机械复制”的单纯含义，在外延上几乎扩展到了整个艺术生产领域。

“高科技”通常指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陆续产生的新科学转化成的现代科学技术。这一新科学的技术转化通常被称之为第三次技术革命。就其发展的过程看，它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包括生命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并随着科学发展不断更新的庞大科技家族。由于它以信息技术为先导，人们习惯将由此开始的历史称为信息时代，并以信息技术泛指这种当代性的高科技。其表征是高效益、高智力、高投入、高竞争、高风险和高势能。其中的“高势能是指高技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高技术能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角落”[2]。当代艺术生产的科技化便是指这种高科学含量、高势能效益的技术化生产。当然，艺术生产并非同高科技家族的所有技术直接相关，而是主要同以数字技术、光电技术等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相关的技术化生产。

历史上，艺术生产与科学技术并非绝缘，更非两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艺术”（“art”）一词，最初都指涉技术、技巧或技艺，而且可以说，这段历史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艺术同技术分开，技术转化为艺术技巧，而技术本身为艺术所排斥，是艺术从生产技艺中独立出来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性需要。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在开始阶段总是偏向于牵强和笨重”，“在次要方面不厌其详”，而“精神的东西”却“缺乏真正自由生动的表现”，当摆脱了物质与技术的束缚，才成为真正的美的精神的艺术。[3]在这个过程中，艺术曾经鄙视，甚至排斥过技术。比如，在西方，柏拉图崇尚形上理念而鄙视形下物欲，不仅把工匠排在社会等级中的末等，而且认为诗或艺术是“神灵凭附”的结果，而非技术生产，以至当曾将他从被卖为奴的危难中赎出的阿尔基塔把几何学等用于音乐时，他大为愤慨，斥责其败坏了几何学和艺术。在中国，道家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4]，以至对工艺技巧深恶痛绝，儒家虽不尽然反对工艺，但亦鄙视之，不赞成儒者从事工艺，所以也说“君子不器”，于是在中国的艺术观念中也就有了“丝不如竹，竹不如肉”[5]之说，贬斥艺术依赖于物质和技术的倾向。即便如此，艺术与技术也不曾真正分家，只不过是不同类型的艺术或不同时期的艺术生产，与科学技术有着亲疏、离合的差异而已。比如，音乐从其产生时起就同人类对声学的理解，对乐器材料的物理性能的把握等联系在一起，相对而言，诗就差些；再如，西方中世纪的艺术带有一定的反技术的倾向，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同科学技术的亲缘关系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强调。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艺术家，如达·芬奇不仅本人就是建筑学家、解剖学家，而且他还把科学方面的知识转化成艺术技法，直接运用于艺术创作。事实证明，艺术的生产材料、储存传播、接受鉴赏几乎一直与科学技术，如造纸术、印刷术、色彩学等为伍相伴，而且每一种相关技术的产生都带给艺术发展以重大影响。以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为例，如果没有了所谓的笔墨纸砚及其所依托的材料技术、造纸技术、制墨技艺等，这些艺术都将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上的艺术与科技的这种关系，同当代艺术生产的高科技化特征不能同日而语。传统科技对艺术的影响基本是局部的，如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对书画艺术、语言艺术的影响较大，但对音乐艺术、舞蹈艺术并不构成什么影响，解剖学、色彩学的发展对造型艺术的影响较大，但对语言艺术却没有什么影响。此外，传统科技影响艺术的周期较长、过程较慢，而且对艺术的改造也没能深透到艺术的本体层面。当代的信息技术则不然，它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巨大势能，在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同时，几乎是全方位地改变了当代艺术生产与活动的本体面貌。